这局面，是顾怀用无数个枯坐御案直至深夜的寅时，用那柄悬于腰侧、锈迹斑斑的七星龙渊所象征的意志，硬生生从乱世的余烬中刨出来的。
顾怀饮了一口参汤，微苦回甘的汤滑入喉咙，稍稍压下了喉间的干涩，目光扫过案头另一份摊开的奏折，是江南巡抚的报喜折子，字里行间洋溢着盛世将临的欣悦。
“...仰赖陛下洪福，江南诸府，今岁风调雨顺，桑麻遍野。苏州、杭州、江宁三地新设之官营织造局，计有织机一万三千余张，招募良匠、织妇逾万人。去岁自‘飞梭’新机出世，大行于民间机户，如今一人之力可抵旧机三倍，所出绸缎纱罗，质优而价平。更有松江巨商黄氏，集股筹建‘大纺堂’，仿官局之法，置新式转轮纺车百余架，以汽驱之，纺纱之速，一日可抵百工！江南丝货，行销四海，岁入税赋较之三年前，已增四成有余，市舶司奏报，今岁自南洋、倭国、高丽来贩丝货之海舶，倍于往岁...”
“飞梭”、“蒸汽转轮纺车”...顾怀的指尖在奏折上敲了敲，这些名词，在他前世的记忆里，曾掀起过翻天覆地的浪潮，江南的织机彻夜轰鸣，吞吐着生丝，织就的不仅是流光溢彩的绸缎，更是帝国日渐丰盈的府库和无数织户的生机，经过数年，终于隐隐触摸到某种新秩序的脉搏，当初因为倭乱、北伐而暂时被按下去的工业革命的星火，终于在这古老东方的丝缕经纬间，萌发了出来。
视线再移，几份墨迹淋漓、言辞激烈的奏疏便刺入眼帘，它们被压在“喜报”之下，却散发着更灼人的气息，顾怀随手拿起最上面一份，展开，是都察院几位御史联名的弹劾奏章。
“...陛下明鉴！《文渊大典》之编修，固为千秋文治盛举。然礼部奏请之费，竟高达白银三百万两之巨！更征调天下通晓典籍之生员、翰林逾五千人，汇聚北平。此辈不事生产，空耗国帑民力，更兼往来转运，滋扰州县，怨声已起！值此百废待兴之际，当以养民力、实仓廪为要务。此等务虚名而耗实财之举，实乃蠹国害民！伏乞陛下明断，暂缓大典编修，待国富民殷之时，再行此盛事！”
另一份来自户部的奏折，则直指下南洋：“...南洋船队初航，耗资百万计，于国计民生何益？今船队尚未返航，复又筹备二次远航，规模更甚往昔！长此以往，国库空虚，民脂膏尽填海波！臣闻海外风涛险恶，夷狄狡诈，恳请陛下，罢远航，固根本，以安天下人心！”
“蠹国害民”、“空耗国帑”、“奢靡玩物”、“殷鉴不远”...词句还真够尖锐的，顾怀登基以来最为看重的两项国策，修撰大典，船下南洋，几乎被贬得体无完肤，而朝堂之上，吵得更是厉害，这两件事如同巨大的漩涡，消耗着海量的人力物力，在许多人看来，远不如减税、屯田、修水利来得实在，反对之声，随着修书工程的展开和推进以及船队二次筹备的启动，已经渐渐变成了汹涌的洪水。
顾怀嘴角扯出一丝极淡、近乎冷酷的弧度，他岂不知耗费之巨？北境大学日夜不停的灯火，堆叠如山的典籍，数千文士皓首穷经的誊录校勘；还有那钱塘江口日夜赶工的巨大船坞，新造战舰所需的巨木、铁料、帆索，招募训练的水手、炮手...哪一样不是真金白银？哪一样不牵扯万千人力？
但有些路，必须有人走；有些代价，必须有人付。
他提起朱笔，在那份御史联名的奏疏上，朱批下两行字迹：“文脉所系，国魂所依，岂是奢靡玩物可比？《文渊大典》之编，非止为朕一朝文治，乃为华夏千秋传承！所需钱粮，着内帑拨付百万两，余者由江南织造税赋专项支应。再有多言阻挠者，以沮坏文治论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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