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带朵朵排练，她的弓子在琴弦上乱锯，像在砍树。“秦老师，我这样是不是特别棒？“她仰着小脸问，眼睛里闪着被宠坏的光。我想说“你连弓都没拿对“，话到嘴边却变成“很好，再慢一点“。她突然放下琴，从包里掏出支口红：“爸爸说，涂这个颜色的女生拉琴更好听，秦老师你看好看吗？“口红的颜色红得刺眼，像舞台上的追光，把所有的狼狈都照得清清楚楚。
傍晚联排，当朵朵的跑调小提琴响起来时，我看见老周悄悄闭了闭眼，长号手小李差点把乐器砸在地上。后台的小陈冲我使眼色，指着台下第一排——王总正举着手机录像，笑得像朵花。我挥动指挥棒的手越来越沉，肩颈的疼痛突然爆发，疼得我眼前发黑，指挥棒在空中划了个歪歪扭扭的弧线。
散场后，我一个人留在音乐厅。舞台灯一盏盏熄灭，最后只剩一盏追光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个孤独的惊叹号。我走到台下，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，看着空荡荡的舞台，突然很想念自己的出租屋。想念林小满烤糊的面包，焦糊味里带着麦香；想念扫街时蹲在路边吃的牛肉面，辣得眼泪直流，却能把所有委屈都辣出来；想念自己那双磨歪的鞋跟，踩在地上踏踏实实的，不像这舞台，亮得晃眼，却让人脚软。
琴盒里掉出张泛黄的照片：二十岁的秦砚站在大学琴房，手里抱着把旧小提琴，笑得露出牙，背后的墙上写着“要让音乐像风一样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“。照片边角卷了毛，是被反复摩挲过的痕迹。我摸着照片上的字，突然明白，有些枷锁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为了所谓的“体面“，亲手戴上的。就像我羡慕秦砚的聚光灯，他或许正羡慕我能在雨里随便找个屋檐躲雨，不用在乎领带会不会湿。
后颈的麻意袭来时，我正站在舞台中央，对着漆黑的观众席挥动指挥棒。想象着这里坐满了人，他们为音乐欢呼，不为赞助，不为人情，只为某个音符突然钻进心里，像颗种子发了芽。可当我闭上眼，听见的不是交响乐，是儿子的咳嗽声，是老周叹息的声音，是自己关节发出的咯吱声，还有街角那个扫街小伙子的传单，被风吹得哗啦响。
三、传单与指挥棒
再次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。我躺在自己的小床上，身上穿着那件被汗水浸出印子的衬衫，手里还攥着半张皱巴巴的传单。后颈有点酸，像落枕了，却比指挥台上的刺痛舒服得多。
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，是林小满发来的：“今天做了全麦三明治，给你留了一个，加了双倍鸡蛋。“我笑着回复“马上到“，起身时发现枕头底下多了支笔——不是象牙指挥棒，是我用了三年的圆珠笔，笔帽上磕掉了块漆。
穿衬衫时，我特意把皱巴巴的衣角扯了扯，虽然不太平整，却比秦砚的燕尾服自在。路过早餐摊时，买了碗热豆浆，喝下去的瞬间，胃里暖烘烘的，比低脂沙拉踏实多了。
到文化中心附近扫街时，正好撞见秦砚的车开出来。他坐在后座，侧脸对着车窗，眼下的乌青遮不住，和海报上的锐利判若两人。司机替他关车门时，我看见他下意识地揉了揉肩膀——和我扫街后揉腿的动作，没什么两样。
“小伙子，发传单呢？“卖早点的阿姨笑着接过我递的传单，“昨天我儿子还说，想看看你发的那个临江苑，他刚结婚，想找个便宜点的两居室。“我眼睛一亮，赶紧掏出笔，把她儿子的电话记在传单背面，画了个大大的对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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